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高拱，郭朴，杨博，王崇古等等，就连张居正也更多的倾向实学。这一派的人物多数信奉法家，讲究现实和功利，他们一般不参与辩论，可是每一个人都十分有主意，看不上那些夸夸其谈的心学士子，当然也看不上榆木脑壳儿的理学笨蛋。

这就是眼下大明三大主流学派的情况，只是随着“唐学”的出现，势必会造成强烈的洗牌效应。

首先震动最大的自然是心学，唐毅以严谨的逻辑，详实的说理和考证，从经济的视角，解读了东南的情况，不但告诉了大家东南发生了什么，也告诉大家，该如何应对东南的局面。

工商发展，金融繁荣乃是时代必然，不会因为闭上了眼睛，堵上了耳朵，不闻不问，就消失了。也不应该盲目欢喜，膜拜推崇。

真正的态度是求真务实，以客观冷静的视角，去研究问题，拿出切实可行的方略。

东南遇到的问题症结就在于受到轻徭薄赋思想指导，朝廷十分弱小，能调用的人力和财力有限，官员思想陈旧，庸碌无能，没有办法应对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问题。

核心的核心，是财政！

增加财政的办法就是工商税收……

虽然从不纳税到纳税，很多人未必能很快接受，可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唐学是有着强大说服能力的。

而且唐毅也不止提到了税负，《国富论》和《货币通论》这两本书，一个着眼发展生产，一个把货币的本质，还有历代的财政措施都揭示出来，那些被钱庄票号的老板视作不传之秘的宝贝经验，被唐毅堂而皇之公诸于众。还把其中的逻辑写的清清楚楚，不说别的，每一个晋商的案头，都要放上一本，没事儿的时候，就捧着研读，如痴如醉。

唐学的出现，赋予了心学一个强大的武器，使得心学从空谈心性解脱出来，变得能够应付和改造社会。

心学也不用担心唐学背叛心学，因为唐毅的研究都是从人的本性，本心出发，以人为本，正好合乎心学的理念，接受起来非常容易。

除了心学之外，还有一群人，对唐学更有兴趣，甚至他们的领悟还在心学门人之上，这伙人就是经世实学。

就拿高拱来说，《国富论》出现之后，他最初没当回事，只是听说是唐毅写的，才买了一本放在桌案上。

足足放了五天，连一页都没看。

有一次去杨博的值房办事，见老杨博捧着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高拱这才想起了《国富论》。

回家之后，高拱彻夜通读，熬得眼睛通红，等到《赋税论》和《货币通论》出来之后，高拱第一时间就跑到了书坊，亲自排队。

等到三本书读完，高拱长叹一声，“从此老夫归于唐门矣！”

能让高胡子真心叹服，唐毅要是知道了，只怕要暗爽好久。

高拱看不惯理学，也看不惯心学，他认为这两者都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那高大人开出了什么方子呢？

四个字：执经达权！

经与纬相对，本来是织布的纵线，又引申为“常”，常行不变，有些类似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等等理念，至于权，有指“锤”，也就是秤砣，称东西的时候，秤杆不变，秤砣来回移动，“权”就有了变的意思。

高拱的主张就很明白了，通权达变，与时俱进，时移世变，本质就是改革变法。

只是高拱这一套东西有个致命的问题，他把变法仅仅视作手段，该如何“权衡”完全操纵在上位者的手里，他高拱上台，就可以变法，换一个保守的人，或者皇帝想法改变了，变法就停了。他的经权论，和王安石的“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何其相似，只怕也逃不出人亡政息的怪圈。

这也是高拱最苦恼的地方。

唐学却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角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知行合一，求真务实，这一套方针之下，改革就变成了上位者必须奉行的义务，至于改革的成效，也不是上面评价，而是交给了老百姓。

有了民意强大支撑，好的法令，谁能轻易否定？不好的法令，又如何推得下去？

难怪高拱要拜服，从此之后，唐学要一统天下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