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真的需要为了效率而无休止的牺牲公民权益，为了效率，而让强者恒强，让弱者被淘汰吗？

从感情上，朱敬伦不接受这些。从理性上，他也不接受这些。

因为他知道，那些在社会博弈中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傀儡，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惧，他们会抗争，会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生存的权力。

所以无论从感情上出发，还是从理性上出发，朱敬伦都知道，这个国家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无数次他想到夜读管子那一夜，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精英说，“以法治国，必先富民，富而易治，民富则安”，这种富民思想，不管是出于美好的愿望，还是出于富民易治的逻辑，朱敬伦都打算试一试。

但他心中压力很大，因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探索，依法治国是这些年来他坚持的，法治思想从小学就开始教育，在教育发达的南方地区，已经渐渐成为了共识，但法律的尊严，更多的还是靠强权来维护，而不是出自所有人的自觉。

因为法律没有让所有人都感觉到是保护他们的，基于私有产权的法律，更多保护的，还是那些富人。

朱敬伦不求全责备，并不打算施行人人平均财富的政策，但他想让最底层的，最弱势的群体，得到他们可以在社会自然博弈中更多的收获，这总是无可厚非的吧。

他知道政治对经济的干预，肯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效率肯定会降低的。

这点心理准备他有，他是可以接受牺牲一定效率的结果的，甚至在朱敬伦心中，他并不认为一味强调经济增长速度是一种健康的心态。改革开放，我们高速发展了三十年，那又如何？社会问题没有解决，官民矛盾更加严重。高速增长了三十年，尽管所有人都受益了，但大多数人的抱怨增多了，是他们不知满足吗？是他们感受到了不公！

日本高速增长了三十年，日本人富裕了，台湾高速增长了三十年，台湾人富裕了，韩国高速增长了三十年，韩国人富裕了，新加坡高速增长了三十年，新加坡人富裕了，中国高速增长了三十年，中国成了世界上赋税最高的国家。

增长的成果哪里去了？老百姓没有看到。增长成就了跨国公司的利润，增长成就了少数寡头的财富，增长成就了国家的税收，增长成就了官员的贪腐。

从大明时代起，朱敬伦就对贪腐问题最为关注，可以说始终执行的是严刑峻法，贪腐问题并不算严重。也并不热衷于吸引外资，所以增长也没有变成跨国公司的利润。可是从农业到工业社会的巨大变革，带来的财富重新分配，和工业革命创造的爆炸性财富，还是早就了一大批富豪。国家税收也大幅度提升。

在一个良性运作的社会中，税收是必不可少的，高福利国家的税收也高，税收反而是一种调节财富分配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没人会对高税收有意见。

富豪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没出现西方式的血淋淋的程度，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但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是到了重新建立财富分配方式的时候了。

完全平均他不考虑，完全公平也不可能做到，但至少他认为，中国可以比英国人，比美国人更公平一些。

至于重新分配的方法朱敬伦也有，北欧式的的高税收高福利可以搞，美国式的针对不同人群的税收调整也可以搞。

唯一担心的是专家们威胁社会的效率问题，是北欧搞高福利时代先后出现的一些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旦社会底层的民众，在不需要辛勤工作也可以活下去的时候，他们又没有强烈的发展愿望，或者看不到让他们努力工作的收获的话，他们会失去动力，人就变得懒散。

西方经济学家，将此称之为高福利的负效应，北欧曾经出现过。最典型的是荷兰问题，荷兰在开发了北海油田之后，结果工业大幅缩减，因为人都不愿意去工作了，都在吃油田的福利，造成了去工业化，经济学上将这种现象后来称之为荷兰病。

后来的中东油霸国家，也遇到了这种问题，而他们一直都没有解决，除了石油，几乎发展不出任何产业。

如何避免这种问题，朱敬伦想到了一个学者曾经告诉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