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鹏本人对各种民歌尤其喜爱。因为从小接触的老师的关系，他具有较为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认为诗是从人类灵魂中涌现而出的精华，而民歌则是最为自然的精神产物。他曾经也创作过一些诗歌，并投稿到各个杂志，在文坛上也拥有一些粉丝。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对黎鹏喜爱有加的。不少文化界人士就对黎鹏写的诗歌大家抨击，认为其既不是律诗绝句，也不是传统词曲，所谓的“新诗”完全就是狗屁！有些人甚至狂言，如果那种东西也叫诗的话，那简直是玷污了诗的神圣性。

这些人的势力很庞大，支持者也众多，黎鹏有些招架不住，因此便打着体验生活的接口，带着几个好友来到了这查科草原避避风头。不过即便到了这里，黎鹏依然不打算认输，这不，路上他就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打算寄给《民生》杂志的副刊，让他们帮忙刊登。在这篇文章中，黎鹏极力批判了很多人写文章囿于中国传统，自我设置了太多条条框框，导致写出来的东西“呆板无趣”、“价值不高”。黎鹏认为，他们需要打破文学中的旧形式以适应自由表达感情的需要。他更是明言，中华传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是人们宝贵的精神食粮和创作源泉，但如果你不能在这些基础上进行突破，并走出一条新的路子的话，那么你的创作生涯就只是在不断重复，毫无意义。东岸文学的母体是中国古代文学，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等号，东岸文学应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应该“精神独立”，应该展开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此东岸文学才可以获得提升，获得“重生”。

黎鹏手头有一篇写了一半的小说，名字叫《我这样的人》，以一名俄罗斯裔转正非国民劳务工鲍里斯为第一视角，讲述了他来到东岸后二十多年的人生变迁。小人物的命运与东岸高速发展的大背景相契合，间接穿插了大量鲍里斯亲族在俄罗斯的生活对比，表达了反封建、反专制和反宗教的时代意义。

这篇小说，毫无疑问非常符合黎鹏一直以来提倡的“东岸文学应该从本民族人民的生活中去寻找灵感，而不是盲目模仿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宗旨。正所谓要建立民族文学，就必须对本民族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此基础上再去寻找相应的文化形式和内容，而民间俗文学和民歌则是培养民族感情的好手段。

因此，黎鹏等人这次长途旅行采风，对各种民间文学——不论什么形式，粗俗或高雅，当然后者是不可能的——以及民歌的采集非常热衷。他甚至准备回去后就整理校对，争取这几年就出版一本《民歌集》，东岸本地的、外国的、甚至就连印第安人的都可以，全部收集出版，让大家开开眼。黎鹏寄希望以此来摆脱文学界狭窄沉闷的创作气氛，给东岸民族文学带来清新的空气和养料，并加速其成型。

应该说，东岸政府对黎鹏这种人应该是持支持态度的，因为其本人具有很强烈的东岸主义思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毋庸置疑。而且他一直以来鼓吹的东西，也正是政府所提倡的方向，因此双方之间的共同点其实非常多。只不过呢，黎鹏这人也经常写一些讽刺政府的小说，让不少人很是难堪，因此本该有的褒奖要么消失于无形，要么大大降低了等级，实在很是遗憾。好在黎鹏对这些也不是很看重，他更关心的是东岸自己的文学何时能浴火重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此美景，要是能够谱上一曲，写上一首诗，就再好不过了。”看着窗外的景色，黎鹏突然间感慨道。与文学一样，黎某人对东岸音乐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坚持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许多（不是全部）与文学作品一样，过于斯文高雅、晦涩难明，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处于对旧秩序、旧制度的巩固而导致的。但东岸如今出现了许多新的阶级，如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这都是新兴阶级，他们也有对音乐的追求，即听众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传统的士大夫和贵族。因此，创作一种清晰、简洁的全新音乐，也就成了必然之事。而这，似乎就是东岸本土音乐诞生的土壤，非常值得音乐家们去创作、去挖掘。

只可惜，目前东岸的音乐家们至多只是对传统古典音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以使其更适合东岸的社会发展情况，但机械照搬古代音乐形式的人仍然很多，这些人都是黎鹏非常鄙视的。他也学过音乐，但天赋不是很出色，没有什么出彩的作品，因此他是真的非常希望有人能在音乐领域扛起创新的大旗，发展出独属于东岸的音乐形式和作品。特别是如今东岸有很多古代不具备的乐器，这更是让人突破旧束缚、旧窠臼的利器，如果再不能在这上面有所突破的话，那可真的是有问题了，值得所有人深思——文学和艺术表现形式千百年来没有大的变化，这无论怎样粉饰，都是很可怕的，因为这意味着文化失去了自我更新、自我创新的能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独属于东岸民族的艺术，目前看来还仅仅只是有了个萌芽，何时才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呢？”感慨了一番后，黎鹏又叹了口气，想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