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年间你这么说，没几个人会相信。

永嘉年间这么说，可就有诅咒的味道了。

天子的这种反应，恰恰证明他心里很怕。

苗愿有点担心了。

最近一段时日，天子多次召见他，赏赐了不少财物。

老实说，他是有点动心的。但一想到之前那批封侯后又被东海王清洗斥退的禁军将校，他的心又冷了下来。

跟着天子干，有前途吗？这是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有不少人动心了，左卫、右卫、骁骑军都有。

人各有志，没得办法，随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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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愤怒之下发出的诏命很快传到了尚书台。

此时没有尚书令，左仆射就是尚书系统的最高官员，刘暾正在上直，看到之后，微微有些皱眉。

于是他问道：“天子不是去芒山登高了吗，怎么又关心起居民、流民之争了？”

递交旨意过来的令史轻声答道：“大驾北行，出大夏门后遇流民冲撞，龙颜大怒，下令遣还流民，诸州有司着即办理，不得有误。”

刘暾沉吟了一会。

新蔡王司马确、荆州都督山简、刺史王澄曾先后上疏，痛陈流民之害，请求诏遣乡里。

刘暾有些犹豫。

庾珉则不是很赞同，认为流民们不愿回乡，且靡费甚多，没有必要。

王衍则极力反对，认为会生出事端。听闻他还写信痛骂了王澄一顿，令其改弦更张，反对遣还流民，并拨出钱粮安置，勿令流民生乱。

刘暾理解王衍的想法。

夷甫不想看到任何一个地方生乱，盖因一乱就会靡费钱粮，收不到赋税，让他很难办。

想到此处，他笑了笑，王夷甫被钱粮之事折磨到现在，不知道会折寿几何。

不过，也正因为他能弄来钱粮，在朝中的地位十分超然，任谁都要给几分面子。

凡事有利有弊啊。

“匈奴已退，这点小事就没必要硬顶天子了。”刘暾轻笑一声，道：“交给中书吧，请其起草诏书。”

天子口头或由身边近臣起草的诏书，并非正式旨意，需得有中书省正式起诏，走一圈流程后，方能正式生效。

以上是正常情况，非正常情况就不一定了。

比如先帝“远征”邺城之时，大军溃败，他只能口头传谕或由跟在身边的随便哪个大臣草拟诏书发出去——有时候甚至连写诏书的纸或绢帛都没有。

事实上，此时这条规矩并没有那么严格。

真正严格遵守流程要到隋唐时期了，尚书、中书、门下各司其职，对政事堂宰相们负责。

中书起草诏书，门下审核批驳，尚书省下辖的六部具体执行，御史负责监察。

如果天子的旨意没有在三省走流程，那就是挑战宰相的权威，属于严重违规，理论上宰相可以直接顶回去，而且制度允许、支持他这么做——简而言之，六部是对宰相负责，而不是明清时对皇帝负责。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君权与相权的博弈十分复杂，有时候君权压倒相权，有时候相权压倒君权，完全看当时的具体情况。

尚书左仆射刘暾觉得没必要在这种小事上与天子为难，惹得他不高兴，然后在其他“大事”上唱反调。

他相信中书、门下也是同样的看法。

遣还流民罢了，多大的事！

如今他有更重要的事要操心。

朝中吵了半个月，始终没能定下南中郎将邵勋的罪，这让天子很不高兴，更让他心中惊惧。

不知不觉间，邵勋在朝中居然有如此多的“党羽”。

参预机密大政的侍中庾珉为他说话。

尚书台这边，刘暾也为邵勋说过话。

太尉王衍在朝中故旧甚多，联起手来和稀泥，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或许，天子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一个出身低贱的兵家子，怎么就这么能折腾？以至于他贵为天下之主，都治不了他的罪。

这朝廷到底是谁家的？

“唉。”刘暾重重地叹了口气。

朝廷当然是司马家的，但我们也不想让朝廷散架啊。

匈奴磨刀霍霍，随时南下，用人之际，别乱来好不好？

相忍为国，这是邵勋经常说的话，刘暾深以为然。

谁还没点毛病？

谁还没点错处？

若太平时节，刘暾觉得邵勋此举形同谋反，当治罪。

但今时不同往日，因为“一点小事”，把能打的人治罪了，谁来保卫洛阳？

当然，刘暾也明白，邵勋这种人其实是在掘朝廷根基，野心勃勃——但凡有点见识的人，谁看不出来啊？

或许，早晚有一天，邵勋可以彻底甩开朝廷，形同割据。

但那又怎么样？谁还为大晋朝尽忠殉死不成？

大难临头各自飞，朝廷维持不下去的时候，大家各凭门路，各想各法吧。

九月十二，仅仅三天时间，天子诏命就发往诸州了，效率奇高。

荆州“三巨头”——刺史王澄、都督荆、宁、益三州诸军事山简、奋威将军、监沔北诸军事杜蕤——接到诏命后，在一起碰头，决定征召兵马，拨出钱粮，遣送流寓境内的关中流民回雍、秦等地。

潜藏在水面之下的暗流立刻开始了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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