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了一顿，继续说道：“其中发到东北去的，朝廷‘协助生业’，给种子，给农具，给牲口，嘿，开荒开得最多的一户，足足开出了好几百亩！‘在旗’的时候，这户人家，真正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现在呢？不但一家子吃饱穿暖，还雇了长短工，正经一不大不小地主了！”

“艮翁，只要路子是对的，咱们就去走！走上去了，后边儿的人，看这条路果然走得通，自然就跟了上来。到时候，竖大拇指的，说车轱辘奉承话的，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四字，听来虽然古怪，但倭仁不及细辨，在理、在情、在势，他都不能不“心服口服”了：“是，倭仁谨遵王命！”

好，你终于入我之毂了。

倭仁的那种模糊的不安感，并非杞人忧天，关卓凡的“恢复唐、宋旧制”，确实包含着更加深刻的、不能明示于他、更不能公之于众的用心。

确实不是“恢复”，而是“改易”，且是脱胎换骨的“改易”，“恢复”神马的，仅仅是一个幌子。

“时务”谈不上什么具体的定义，就是一个大筐，不管是什么，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往里边儿装。

关卓凡要往“时务”这个大筐里装什么呢？

除了时政地理，自然是近现代科技知识、近现代文明观念。

这些东东，等到读书人“进士出身”之后再去灌输——就像恭王办的“同文馆”那样，就已经晚了。人家都已经是“天子门生”了，你还把他当做啥也不懂的“童生”来对待，别说新旧之别、华夷之辨等等观念问题了，就是自尊心，也接受不了啊。

关卓凡要从“童生”阶段，甚至更早，从“读书人”还没有任何名头、一个铜板也不值的时候，就开始给他们灌输这些东东。那个时候，正是“一张白纸好画画”。还有，也是更重要的，这些东东都是“必考题”，是“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必由之路，如此一来，一个个“读书人”，还不抱着“时务精义”，如饥似渴的大啃特啃？

如此一来，无需太长的时间，也就十年八年下来，一代人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最妙的是，这个极其重大的“改易”，确实没有动“读书人”的奶酪：我还是用你们——用“另有所学”的你们。从“童生”、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开始学，推倒重来的痛苦大大减轻，学什么不是学啊？

是不是什么奶酪都不动呢？

不是的，应该动的、必须动的，还是得动，这就是“时文”——八股文。

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继续允许无用的“时文”当道，有用的“时务”的路，走起来就不会顺畅，关卓凡必须把“时文”这块拦路石搬开。

关卓凡的招数，就是用“贴经、墨义”来打“时文”。“贴经、墨义”只需死记硬背，中式的难度，远逊“时文”，则读书人在其上所费时间、精力，较之“时文”，就大大减少了，多出来的时间、精力，自然就会放到“时务”上面。

“贴经、墨义”和“时文”二择其一，任一“中式”，即可算经义“中式”，世上大约没有那个傻瓜，会弃易就难，则“时文”——八股文，很快就会衰落下去，直至彻底无人问津。

到时候，“时文”退出科举考试，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贴经、墨义”考的也是经义，也以朱熹的注释为本，这一点，和“时文”无二，表面上，“大方向”完全没有改变，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指责关卓凡的“恢复”的。

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给考生“减负”罢了。

这一切改变，都是在“给读书人更好、更多的出路”名义下推行的，真有人想出声反对，恐怕也不知道该如何下嘴。

改造科举制度，使其尽量为我所用，固然是关卓凡所欲，但他还有更宏大的目标：借恢复“时务策”，向“亲民之建治”派驻“时务训导”，由此肇造，在全中国范围内，大兴近现代化之学校。

(未完待续。)